第01章 新神学的天主教基础

第01章
新神学的罗马天主教基础

在20世纪70年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许多倍受欢迎的讲道人，使“新神学”一词被突显出来。他们所教导的信息，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新的、美好的，且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些信息立即吸引了那些陷入律法主义或是与主的关系不稳定的人。

人们被这种表面上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所吸引，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拥有了一种保障，而无须履行任何本分。另一些人则看明，这背离了他们在安息日会中所领受的真理。最终的结果是，不计其数的人离开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不幸的是，很多牧师和教会同工已经列身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属肉体的经验中，接受了一种老底嘉式的满足感。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拥有了新的自由，可以适度地饮酒、自由地使用珠宝和彩色化妆品，可以把安息日当作一个娱乐的日子，并拒绝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特殊职任。

“新神学”的信息被说成是宗教改革神学的美好延伸，是在马丁·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们之教导上的大幅进步。很少人在听到这一教导时，能明白其教义乃是来自于骗人的罗马天主教传统，旨在使男男女女麻痹在属肉体的安全感中，并把他们捆绑到千禧年末了的毁灭大日。

在1978年，科林（Colin）和德斯蒙德·福特（Desmond Ford）博士进行了交谈，他是“新神学”最著名的支持者。福特博士一直推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息来自罗马天主教。科林回答说：“德斯，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息说成是罗马天主教的，你不诚实。”他相当客气地答道：“科林，也许你是对的.我不应该做出这样的推断。”科林回答说：“是的，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你明白，我也明白，但听你讲道的人几乎没有人明白，你所教导的，是纯粹的奥古斯丁的天主教教义。”随之而来的沉默表明，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事实。

公元4世纪，基督的教被卷入了神学混乱之中。作为人类救赎的中心，基督及其的真理，几乎完全丧失。每一种可能提出的观点都被人们加以鼓吹。教会会议一再地召开，并以不顾一切的徒劳来决定所谓的正统信仰。以致教会替代了上帝的话，成了信仰和教义的仲裁者。教会会议的法令，几乎无一例外地使教会越来越偏离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

在这种神学背景中出现了一个人，他是一位阐述神学教义的巨匠。即使在今日，他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基督教。并且可悲的是，他的错误教义已经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很多角落趋于黑暗。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他的母亲是位基督徒，但父亲却是摩尼教徒。摩尼教由摩尼创立于公元3世纪，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一个分支。这种信仰体系是对立的二元论，强调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二元性，认为二者必须共存。（注1）

所有异教的符号都是平衡的。十字符，水平与垂直的完全平衡，是所有异教符号中最古老、最初级的一种。大卫之星作为一种符号被犹太人采用，但它却是一个由两个平衡的三角形组成的古老的异教符号。印度教与佛教的万十字（卍）¬¬同样是一个平衡的符号，中国的太极阴阳符号也是如此。

正是这种平衡观念导致了异教徒相信，他们的神明有好神也有坏神，有男神也有女神，有男祭司也有女祭司。同样，也是这种观念，导致人们相信善与恶必须并存，且支配的人们的信仰。而这一谬论，我们可以在伊甸园中（的善恶树那里）找到它的起源。

二元论的异教信仰养育了奥古斯丁。二十多岁时，奥古斯丁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在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门下受教，随后接受了基督教。

然而，奥古斯丁无法丢弃他在年青时所接受的异教观念。因此，其早期所形成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神学观念。可悲的是，他的神学观点长期主导了教会领袖的培训，直到700年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生活的时代。

事实上，罗马天主教的多数神学谬误，要么是奥古斯丁发明的，要么是后来的神学家们结合了奥古斯丁的异端，并作了进一步的神学阐述，发展而成。

怀姐妹对这一情形有深刻的见解：

“人们以错误的前提开始，然后把一切都用来证明这一谬论是真理，于是便隐入到错谬之中。在某些情况下，其最初的一些原则，有一定的真理交织其中。但它不会导致任何义的行动，而这就是人们被误导的原因。他们想要掌权，并成为一种势力，于是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原则的正确性时，便采用了撒但的方法。” (《教会证言-卷七》 第34章 第19段)

这里 还一段类似的陈述：

“他们高抬自己，认为自己有最高的判断力，他们以上帝的代理人自居，这些都是假神。”（《给教牧人员的证言》第51章 第15段）

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发展了一套相当连贯一致，并且合乎逻辑的系统神学，但它们却是建基于错误的前提之上——那些前提是与上帝的圣言相抵触的。

由于其异教思想，奥古斯丁不能理解自由意志。他把上帝看成是绝对的、是专制的。上帝允许人类拥有选择的自由，这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在圣经中发现这一事实：有一些人将被拯救进天国，而另一些人则会丧亡。为了使这一真理与他的神学观点相调和，于是奥古斯丁引进了“预定论”的教义。

在他的一生中，预定论的谬误遭到了强烈的挑战。作为回答，奥古斯丁主张，我们任何人的得救都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奇迹。于是他提出：由于上帝已经预定了一些人永远得救，而另一些人永远沉沦，所以我们作为罪人，不应怀疑祂的公义。

预定论这一谬论，在逻辑上导致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上帝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他武断地预定某些人得救，他们便决不至丧亡，而那些预定永远灭亡的人，也决不可能得救。很自然地，这给予那些相信自己是预定得救的人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安全感。

另一方面，预定论的错谬也引发了有关传福音的问题。我们为何要传福音，为什么要布道？又为什么要劝人接受基督？假如上帝的独裁，已经预定了人们得救与沉沦的命运，那么传道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令一些人感到满意的回答是：之所以传福音，仅仅只是因为圣经要求我们这么做。奥古斯丁主张这样的见解：人与上帝的关系对于他的得救并不重要。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很快与“犯罪仍然能活”的神学结合起来。得胜罪恶对于得救不再有任何因果关系。奥古斯丁坚决主张，得胜罪恶是不可能的，即使藉着基督和圣灵的大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违背圣经的每一结论，都是从奥古斯丁的错误前提上的推理而来。而其错误前提乃是基于他的异教信仰，即上帝不允许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奥古斯丁也推广了“原罪论”，他宣称，人不仅因自己所犯的罪而有罪，而且，更重要地，人还因亚当所犯的罪而有罪。他相信，罪乃是人类的一种状态，而不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但于此同时，他又说人的罪显明在其行为中。

最初，奥古斯丁声称，性是原罪。而他有一个私生子，这暴露了他同性欲长期争斗的事实。这种软弱让奥古斯丁不得不为自己的罪与失败寻找一个神学上的借口——随后，他便把原罪论扩大至其它领域。

正是因为这种观念，奥古斯丁把罗马书7章14-24节中的人，看成是已经完全归顺于基督的人。这和人们先前的理解截然不同。在此之前，人们把罗马书第7章中的人，看成是在人性的软弱中诚恳地与罪恶独自挣扎、并且经历着失败的人。可奥古斯丁却把这样的人看成是已经得救了。

但很显然，奥古斯丁忽视了使徒保罗有关这段经文的简明证言：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7:14）

“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罗7:15）

“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罗7:17）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7:18）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7:24）

虽然奥古斯丁认识到肉体与圣灵之间全方位的紧张关系，但他从未明白圣灵可以帮助人胜过肉体。他也不理解罗马书第七章中的人在律法主义中的失败，他不理解当他降服于耶稣基督的爱和能力时，会有的全然的得胜。

“我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I thank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罗7:25，[KJV]英译）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他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There i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to them which are in Christ Jesus，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but after the Spirit.）”（罗8:1，[KJV]英译）

事实上，在现存的教会文献中，奥古斯丁最先提出了这一观念，即罗马书七章14-24节是描述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是这种人的痛苦与挫败与圣经中所经常描述的、上帝儿女的平安、确信与得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奥古斯丁考虑到成了肉身的基督时，他的原罪论遇到了一个难题。假如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那么这将意味着，基督也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也是和我们一样出生的，也从母亲马利亚遗传了人类的本性。当然，这是不能接受的想法。因为圣经清楚地指明，基督是“所要生的圣者。”（路1:35）基督决不可能被说成是有罪的。

因此，奥古斯丁被迫在逻辑上推断：基督具有与世人完全不同的本性。于是，他假定基督具有亚当未堕落之前的人性。在这一点上，他忽视了圣经中与之相反的最清楚的证据。（具体请看本书第5章）

既然宣称基督拥有人类未堕落的人性，这就导致了天主教会发明并信奉“无沾成胎说”(Immaculate Conception）（译者注：“无沾成胎说”又名“圣母始孕无玷”。天主教声称，耶稣之所以没有从母亲马利亚那里遗传堕落的人性，是因为为马利亚是圣人。)很快，“无沾成胎”这一教义便成为十九世纪教会中的公认信条。

进一步的，这一教义宣称，马利亚是出于圣灵，因而她才会有了一个具有未曾堕落之本性的儿子。就这样，一步步地逻辑推理，奥古斯丁的错误神学最终产生了一系列与圣经完全相悖的教义，并被天主教会所接受。

但是另一个难题出现了。现在，基督被远远地排除在人类的范围之外。通过把基督的人性置于我们自身的人性之上，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便是困难的，因为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基督不曾按堕落人类所经受的试探和试验的方式受过试探，人类也不可能有任何胜过罪的指望，即使藉着基督的能力。

的确，假如人的本性与耶稣的本性不同，正如奥古斯丁所假定的，那么，像耶稣在世时所度的持续得胜罪的生活，对人来说将是不可能的。奥古斯丁的推论是：基督之所以过着无罪的生活，是因为他的人性比我们人性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祂拥有未堕落的人性，我们却带着从祖宗那里遗传而来的堕落本性。所以，耶稣将不再是我们真实的榜样。

因而，耶稣也就不处于能够体恤那些受试探者的位置上。这就迫使教会提出在耶稣之外的中保者，也就是确切无疑地经历并遭受了与我们相同试探的人。就这样，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被宣布为一位中保。同时，教会还让许多圣徒成为公认的中保。自此，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中保的职责，便被授予给那些神父们，而他们的生活却显明自己与其他信徒一样惯于犯罪。

一步一步地，教会既接受了这些异教观念，就被迫借着逻辑推理错上加错，好证实奥古斯丁的那个错误前提是正确的。原罪使人与永生隔绝，这很快成了教会的格言。按着原罪的观念，人类被判定要受永远的折磨。

然而，这些结论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要怎样处理原罪带来的咒诅呢？天主教会的神父们所达成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洗礼来解决。于是立即出现了关于未受洗者将永受折磨的问题。这个答案是可怕的，未受洗的人要在永远燃烧的地狱里受无尽的刑罚。不难想象，这样的观念对那于些未受洗而死去之婴儿的父母们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当那些真诚的基督徒父母们想象着自己夭折的婴孩在永火里受着永恒的折磨，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不过，教会很快意识到，不得不为这种忧虑提供一个解决办法。于是“炼狱（Limbo）”的说法便被发明出来。“炼狱”当然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它是某种中间的过渡地带。但即使这种观点也无法安抚父母们的伤痛，因为他们将永远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因此，“婴儿洗”的圣礼随之被引入天主教。有很多现存的实例表明，极度痛苦的母亲们在分娩中即将去世，而神父们则洒水在她们的腹部，然后便心安理得地断言，母亲与孩子都会因为已经受了洗而进入天国。

尽管中世纪的两位神学家，阿奎奈和阿贝拉（Abelard）已经冲淡了奥古斯丁的一些教义，但在宗教改革的时期，他的大部分神学观念，在天主教中依然根深蒂固。而马丁路德针对天主教教义所作出回应，更多的是批判天主教通过贩卖赎罪券来敛财的可憎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批驳这种行为的过程中，马丁路德发现了圣经最美好的教义：“义人必因信得生。”（哈2:4，罗1:17）

马丁路得曾在阿尔夫特（Erfurt）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受训，他是一名奥古斯丁派修道士。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在他甚至还没有读过圣经的时候，就曾一再地学习收奥古斯丁的作品。因此，路得在摆脱了几乎所有“后奥古斯丁”时期的异端的同时，却保留了几乎所有奥古斯丁本人的错谬。例如，路得相信“预定论”，他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相信“耶稣具有未堕落的人性”，他不相信对基督徒来说“坚定持守上帝的诫命是可能的”，他还接受“婴儿洗礼”。

因此，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的教义仍然颇具影响。实际上，在改正教中，许多天主教的教义甚至变得比在天主教内还要更加普遍而深入。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总体上说，现今的路得宗是不接受预定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在路得死后，梅兰克吞（Melanchthon）引导路得宗远离了预定论。但是，瑞士的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却影响了荷兰的改正教会接受“预定论”。而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则影响了苏格兰的长老会接受“预定论”。

今日，不仅在那些教会中，就是在多数主要的福音派教会，包括浸信会中，都能发现预定论的教义。这一神学分枝现今正在猛烈地敲击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大门。可悲地是，成千上万的教牧人员及平信徒们，已经敞开大门，接受了这一可怕的罗马天主教谬误的入侵。

所谓“新神学”，事实上，它结合了古代异教的重要思想。今日，很多复临信徒，不肯忠心地持守上帝已经铭刻在圣经中的真理，及其清楚的原则。很多人甚至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天主教教义，或是正在被这些危险的异端所搅扰。还有些人对此毫无察觉。在基督的人性、以及成圣之基督徒生活等问题上，奥古斯丁的影响在“新神学”中清晰可见。我们只有每天接受圣灵的更新，并殷勤地研究上帝的圣言，祂的子民才会被引导远离奥古斯丁致命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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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几乎所有主要异教，比如印度教、道教、佛教、日本的道神教、火教，都是基于二无论的观念，比如热与冷，光明与黑暗，男性与女性，真理与谬论，老与少，善与恶，远与近，高度与深度等等。